有人为架“鱼骨天线年的广州”鱼骨天线“风波不断

　　1983年，广东东莞乡村的收看香港电视的“鱼骨天线”，看上去比城里的还要壮观。（图：安哥）

　　香港维多利亚港，一只足有6层楼高的充气橡皮黄鸭款款“游”来……荧幕中，香港“三色台”的主持人用欢快的语调描述着这只大黄鸭的憨态可掬；荧屏外，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这个画面的，是广州一户再普通不过的家庭。

　　广州乃至整个珠三角，目前仍是全国唯一允许境外电视“受管制”落地的区域。这种“特权”，使得广东人油然产生一种社会文明及政治开明层面上的优越感。

　　时光倒流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不知当年是谁的发明，把鱼骨天线伸进天空，就能接收香港的电视信号，广州人想看香港电视，全靠它。彼时的广州，刚刚嗅到了改革开放的气息，身心却仍在历史和体制的捆绑中挣扎。鱼骨天线使得人们可以自由窥探这位姓“资”的近邻：靓丽的服饰、新鲜的食物，批评港督的言论，自卖自夸的广告，恋人的肆意接吻……活生生的香港，被一下子拉到眼前。

　　一场从中央到地方的拆除鱼骨天线的风波，注定袭来。民间的声四起，报纸成为人们辩论的擂台，官员在大小会议上争持不下。历史的这一页，在广州市的地方志和年鉴中，找不到片言只语。

　　当初有关鱼骨天线的拆与留，究竟产生了怎样的争论？对于收看香港电视蔚然成风的热潮，政府采取哪些举措？时任的广东领导，是如何应对自上而下的“拆鱼骨”指令？

　　诗人舒婷曾在《黄昏星》中吟到：“烟囱、电缆、鱼骨天线，在残缺不全的空中置网……”这描绘的是上世纪80年代南粤大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980年3月28日，广州春寒料峭，当夜色退却喧闹，整条延安一路(即今天的越秀区大南路)已变得街寂巷静，突然传来“嘭”的一声巨响，一名20多岁的男青年从9楼天台坠下。

　　两天后，《羊城晚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这则新闻《冒险爬上9楼架鱼骨天线一男青年失足丧生》。据消息描述，该青年是延安一路136号大楼内8楼某住户的亲戚，曾3次冒险攀上9楼天台隔热层架设鱼骨天线，最终出事。该男子摔下后，颅脑大出血，经省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一宗貌似简单的意外，却出现在报纸的重要版位，不少人揣测当中的端倪。社会上也传出声音，认为广州应该成立一家公共天线公司，负责接收香港电视信号，传送到每家每户。

　　这一后来被证明有远见的想法，当时立刻碰到了雷区。1个多月后，《广州日报》刊登了一则评论文章《“鱼骨天线”及其他》，批驳该念头。该评论的作者章之在文中形容，这种“赚大钱”的想法“颇耐人寻味”。

　　章之还分析，人们之所以冒险架起鱼骨天线看香港电视，是为了满足食色之欲。文章最后甚至从道德层面提出担忧———“港风北渐，对于我们社会道德风气的影响是不利的。”

　　当年黄树森等一批文艺工作者集体前往深圳收看香港的电视节目。(翻拍于《手记·叩问》黄树森 著)

　　“香港电视，究竟怎么败坏风气了？”78岁的广东文艺评论家黄树森，仍旧记得30多年前，发自心底对香港电视的好奇，“越是遭到禁绝的东西，人们就越想知道”。

　　那时的黄树森，从省委宣传部调到广州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如今回想起来，他自嘲地说：“我在‘文革’的‘语境’中活了很多年。改革开放，让人仿佛一下子从麻醉中乍醒过来，心态上很反叛。”

　　在物资缺乏的年代，电视机在广州仍然是个稀罕物。黄树森家中也没有电视，不过他知道，在200公里之外的深圳经济特区，很多家庭已经拥有了电视。

　　根据《南方日报》1980年6月刊登的数据，深圳市区和罗湖区的电视机普及率已在80%以上，部分地区、社队已达到100%。

　　“走！到深圳看香港电视去！”就在1980年的春天，黄树森坐上了开往深圳的大巴，相约前往的共有20多人。今天看来，他们仍是广州文化界最活跃的一群，比如黄伟宗、许翼心、金钦俊、饶芃子。

　　1980年代，深圳老东门街，当时黄树森等人在图中附近一处集体收看香港电视节目。(翻拍于《手记·叩问》黄树森 著)

　　车窗之外，经济特区的风貌如此迷人，满城的房顶升起了无数只“蜻蜓”(鱼骨天线)，捕抓着穿梭于空中的香港电视信号。

　　在深圳东门街一带的普通民居中，黄树森他们围坐在电视机前，头一回窥探了这个“资”姓邻居的生活。从中午一直看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亢奋得无法入睡。“我们当年的愚昧状态，现代人根本无法想象。”

　　“浪奔———浪流——— ”主题曲响起，发哥披起风衣，戴上白色围巾；《欢乐今宵》的主持人笑意盈盈，欢快地和观众聊天；还有会“骂”港督的新闻主播和那些活色生香的广告……都足够黄树森他们在电视机前消磨一天一夜。

　　黄树森回忆了几幕有趣的片段。那时广州的一位著名诗人，看到香港电视中出现了一个穿着低胸吊带裙的女孩子，竟不自觉地凑近电视，从上往下看，整个屋子的人笑成一片；还有一次，大家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机，洗手间飘来了臭味。有人在里面“方便”，大家一致要求他把厕所门关起来，他却拒绝，说想一边“方便”一边看香港电视。

　　“那是对现代文明的渴望，就像身处黑乎乎的隧道，突然看到前面的一点光亮。”黄树森说，如今看来，香港电视传达出来的很多价值取向，对广东人那种潜移默化的渗透，不可忽视。比如民主与法制的观念、官与民的关系、平等与自由的理念。“这些东西，在我们当年的现实生活中，不是被扭曲了，就是久违了，要不就是存在于空洞的政治概念及苍白的说教中”。

　　自那以后，为了看香港电视，黄树森他们几乎每个星期要去3趟深圳，或在朋友家里，或到宾馆租房。

　　坐大巴返回广州前，黄树森会捎一些只能在深圳买到的香港生力面包、嘉顿饼干，还有玻璃和味精。“香港电视，给闭塞的人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

　　不出半年，广州高高矮矮的楼顶也长出了密密麻麻的鱼骨天线，如向日葵般，仰望东南。

　　广东人由此有了一个样板。他们知道内地生活正在慢慢地与香港生活方式在某些地方悄悄地接轨，商品经济及市场经济对他们不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他们多少知道了它的好处与缺陷，当市场经济真的来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不至于感到过于陌生与手足无措。

　　“不得了！香港电视每分每秒都在放毒！”来自全国舆论的谴责，如海潮般涌来。拔掉接收毒素的“鱼骨”，成为当务之急。

　　1980年5月17日，广州市委、市革委会共同发出《关于制止一些不良风气的通知》，作出5项规定，首先就是“坚决禁止收看香港电视”。

　　该通知的措辞极为严厉：各机关、学校、工厂以及人民团体或个人，均不准架设超高频天线(鱼骨天线)收看香港电视；已经架起来的要立即拆除。今后如再违反者，从严处理。对于干部、党员收看香港电视的要批评教育，屡教不改的，要给予行政或党纪处分。

　　3个星期后，《羊城晚报》刊发了时任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陈舜之的一篇评论，对《关于制止一些不良风气的通知》之出台，拍手称好。

　　陈舜之这篇评论的看法是：“出现在荧光屏上的，无非是宣扬那个‘花花世界’的享乐主义的商业广告，和资产阶级尔虞我诈的处世哲学之种种‘趣谈’。至于电视剧，不是荒诞离奇的武侠打斗片，惊险恐怖的凶杀侦探片，就是庸俗低级的色情片。”

　　峰回路转的是，同年10月7日，《羊城晚报》刊登了篇幅更大的一则评论《“鱼骨天线个月前陈舜之所写。该评论的落款，正是“黄树森”。

　　文章这样说：今年5、6月，在我们某些作者手下，除了裸体画《猛士》，特别受难的，似乎要数香港电视了。

　　“对于人类文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应该采取分析、区别、批判、为我所用的政策，而不能采取仇视、恐惧、禁绝的政策。香港电视，也是一种文化，也应如是观之……不要把群众都当成‘阿斗’，不要把社会主义看得那么脆弱。”

　　该评论发表后，引起一连串轩然。当天上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在中山纪念堂作报告，其中谈及香港电视的管制问题。黄树森被认为是与上级唱对台戏，省委立刻派员到《羊城晚报》调查。

　　黄树森后来得知，羊城晚报编辑吴其琅为此与调查人员大吵一架，还气愤地甩出一句：“报社哪些文章可发，哪些不可发，请作统一界定。”

　　黄树森所在的杂志社，接连收到多个地、县委书记的来信来电。疲于奔命拆“鱼骨”的他们想知道，《羊城晚报》发表这样的评论，是否证明风向变了，对香港电视的管控“松”了。

　　杂志社领导马上找来黄树森谈话，“你和舜之，一来一往，打了平波”，暗示其就此打住，不要再写文章。

　　一个多星期后，《羊城晚报》在其二版上发表了陈舜之对黄树森的长篇回应。该回应借用黄的“是非谈”指出，香港电视“是”少“非”多，社会风气受到某种正在欧美各国蔓延之“心灵癌症”的毒素所污染。

　　一股强大的谴责力量，试图扑灭广州架设鱼骨天线之风。那年，坐火车去内地的某些城市，一到站就能看到“反对来自广州的精神污染”的标语。

　　却总有一股力量与之抗衡。在禁绝之声中，广州的鱼骨天线仍像发豆芽般生长。据报载，人们违规收看香港电视蔚然成风，在1981年底至1982年5月到达高潮。

　　这一轮高潮，与当时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在大阪举行不无关系。1981年11月16日北京时间7时16分，中日女排正在进行最后的较量，全国多城空巷，亿万人对着半导体凝听着广播员的报道。当时的国内电视节目，基本只能做到转播。

　　但在广东一带，人们可以通过鱼骨天线接收香港电视的实时直播。屏住呼吸，真实地感受那个飞动的白球……这是多么巨大的吸引力。

　　没有人统计过，究竟有多少人为了看女排夺冠，而顶风架起鱼骨天线。然而至今仍然有许多老广州记得，那天清晨，当电视荧幕里，中国女排队员激动地相互拥抱，只听见左邻右里都在大喊“赢了”！

　　1982年5月，广州市委、市政府发出《关于限期全部拆除鱼骨天线的通知》，对此风气紧急刹车，要求先从党员干部抓起，声言如有违规，必严厉处分。

　　当月9日，《南方日报》头版刊登了市委负责同志梁灵光、许士杰、黄庄平等，亲自到广州市饮食服务公司、省邮电工程公司、市属机关的宿舍，检查拆除鱼骨天线的情况。

　　他们要求，市区和城镇的党员、干部(包括其家属子女)，在规定时间内把鱼骨天线全部拆除；对群众也要教育他们自觉拆除。

　　一周后，市委领导再次出动，到先烈路、农林下路、延安四路、新港新村、跃进新村等地段，对市民政局工业公司等10多个单位所属职工宿舍区进行检查。

　　根据《南方日报》的统计，《通知》发出后两个月内，广州地区城乡所拆除的鱼骨天线万多条。

　　鱼骨天线就此覆灭了吗？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春雷的《木棉花开》，形容广东老百姓对 付 清 拆 鱼 骨 天 线 的 办 法 为“空 舍清野”———白天，拆“鱼骨”的消防车刚出动，家家户户就把天线快速撤下来，等待夜幕降临之后，再悄悄地送上屋顶。

　　《木棉花开》中还有这样一笔：1983年5月上旬，在时任省委书记任仲夷的安排下，张作斌带着两名干事悄悄赶到深圳，住进了邻近香港的一家旅馆里，专门找了一台信号清晰的电视机，三天三夜没睡囫囵觉，把香港电视所有的节目一一记录下来，并写出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结论是，香港两家电视台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比起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内地，具有较大的吸引力。知识分子喜欢的是香港电视台快捷的新闻，中央电视台要么没有，要么隔一天才能看到。“低俗无聊的节目时有所见，而黄色和反动的宣传几乎没有。”

　　此后，任仲夷召集宣传文化系统负责人开会，正式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不提倡看香港电视，要与中央保持一致；二是要千方百计办好自己的广播电视节目，丰富群众的文娱生活。整篇讲话里，对拆除鱼骨天线，只字未提。

　　回眸改革开放之初，即便是身处开放前沿的广东，旧的思想和做法依然在主导着社会：国家还在下达指令，禁止农村劳力向城市转移；城市也禁止雇工；连广东都在为一盒火柴是不是要从2分钱涨到3分钱而犹豫不决。

　　直到1983年12月，报纸上有关鱼骨天线是拆是留的争论，依然喋喋不休。当时有读者来信认为“要坚持拆除，防止来自空中的精神污染”；也有人认为“可以选择性收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广东的鱼骨天线年代初才算逐步解决。那年头，南粤大地上，如向日葵般成片生长的“鱼骨天线”一片片消失，不是因为彻底拆除，而是它的使命已经告一段落。

　　1992年，香港两家电视台的4个频道———翡翠台、明珠台、亚洲台、国际台，纳入了广东省和广州市电视网络。后来更增加了凤凰卫视、星空卫视等共9个频道。广东地区成为全国唯一有境外电视“受管制”落地的省。民间私装卫星电视接收设备，属于违法行为。

　　当大黄鸭从维多利亚港款款“游”来，人们在广东看到的，比起香港的实时播放要“慢半拍”。通过这样的适当“延时”，对部分内容进行遮盖。

　　时至今日，信息的互通，早就远远超出了几个电视频道。只是，当“迎客松”遮挡了“三色台”的部分内容时，人们依然感觉莫名。回首30多年前的鱼骨天线风波，它就像划过夜空的彗星，虽已沉淀在岁月的深处，却总有掩饰不住的光芒。当时掀起讨论大幕的陈舜之，于2011年辞世。黄树森回忆起这位30年前的“对手”，表现出深深的敬重：“当一股力量试图反抗另一股力量时，就会形成悬置的空间。因为有了争议，才不会一边倒，才能转化成改革的动力。”